苏轼（公元1037至1101年）字子瞻，号东坡居士，四川（今四川眉山县）人。北宋文坛巨擘，唐宋八大家之一，宋仁宗嘉佑二年（公元一O五七年）中进士，历任仁宗、英宗、神宗、哲宗四朝，苏轼一生仕途坎坷，在复杂的党争中他被排挤到杭州、密州、徐州等地做地方官，后此贬为黄州团练逼使，哲宗时，被兵部尚书召兼侍读，后改 翰林学士，官至礼部尚书。绍圣四年（公元一O九七年），又被贬谪到惠州、修州。公元一一OO年徵宗即位，召还，次年（公元1101年）病死在常州，终年六十六岁。
北宋熙宁四年（1071）苏轼赴杭州就任通判，途中作《濠州七绝》，其一为《虞姬墓》诗云：
   帐下佳人拭泪痕，门前壮士气如云。
   仓黄不负君王意，只有虞姬与郑君。
  
神宗元丰二年七月二十七日（公元1079年），苏轼由徐州改知胡州，途经灵璧，应张氏之子硕的邀请，曾专门为之撰写了《灵璧张氏园亭记》，则是历史佳话。苏轼记载了“张氏园亭”的位置，园林风光，外有“修竹森然“、“乔木蓊然”，内引汴河支渠“为陂池”，以灵璧所产美石为“岩阜”，栽“奇花异草”建“华堂殿屋”，园中之百物，无一不可人意者，为此一度勾起坡公的终老之念。
文章记叙与议论相结合，既描述了张氏园亭的美景，颂扬了张氏先人的功德，用心，文中又论及“不必仕，不必不仕”的观点，点出张氏园亭“可隐可仕”之妙，富于哲理，也具有现实意义。这篇散文也成了“乌台诗案”中苏轼的罪状之一，据《乌台诗案》，国子博士李宜之状：“昨自提举淮东平常，过宿州灵璧镇，有张硕秀才称苏轼与本家撰《灵璧张氏园亭记》，内称：”古之君子不必仕，不必不仕，必仕则忘其身，必不仕则忘其君”。是教天下之人无进之心，以乱取士之法……，“此状”显然是吹毛求疵，扣大帽子，丝毫无损本文的光辉。
   
《灵璧张氏园亭记》收入在清代著名散文家姚鼐编写的《古文辞类纂》里，可见是一篇难得的优秀散文。据张氏园亭家谱记载，张氏园亭始建于公元960年，经营“五十余年”之久，后毁于兵焚战乱。园亭张氏后裔兴望发达，张氏园亭家族遗训曾有：园亭记载东坡赋，平章官授宋元朝。也是灵璧的一大姓氏家族。
     苏轼学识广博，在诗词散文、书法、绘画各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。苏轼酷爱灵璧石，传说曾多次来灵璧张氏园作画、题字、撰文，东坡居士苏轼、荆溪居士蒋淑颖、宿州太守礼安中三大名贤聚于张氏园亭，流连忘返，苏轼酒醉挥笔题“东坡居士醉中观此石洒然而醒”。并铭刻于石，名曰“醒酒石”。此石被宋神宗欣赏，搞到禁中去了。相传张氏园亭 有著名对联苏东坡遗文：“园林春阳鸠唤雨，亭台日暖蝶翻风，苏轼也曾喜获主人赠石”麋鹿宛颈“，吸引一代文豪驻足灵璧并留下千古美文，到底是张氏园亭的美景还是灵璧石的魅力呢？大概是兼而有之吧？
    苏轼与灵璧有不解之缘，对灵璧人民有着深厚感情，在灵璧置县问题上另有一段逸事：据《宋史、地理志》记载：元祜元年（1086）始置灵璧县，当年七月即废去。元祜七年（1092）再拟建县之际，苏轼曾持异议。事见《苏东坡集、奏议集》。当时苏轼新任兵部尚书，建立新县属“兵部所管”。苏轼视察徐州，得悉“乞改灵璧镇为县乃是”本镇豪民靳琮等私自为计，并以自筹置县费用，毋须拨去公款为由，取得朝廷批准。但所谓“自备钱物”，其实是向百姓摊派。“深为不便”。预计建县“用钱四千五十余贯”，只征收半数稍多，“其余未纳钱数难以催纳。纵使尽行催纳，也不够实际开支。如今县署已兴工构筑，“恐难中辍”。为此苏轼建议：停建宿州外城，从一万贯建城经费中拨出款项，用于灵璧建县，不再向百姓征收钱物，“未纳到钱数均予“放免”。由此可见，苏轼办事公正，颇能体恤民间疾苦，这里是否还带有对灵璧的”特殊感情“呢？